云游回村：孙子成低能儿？我能治！白牡丹徐敬澜大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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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云游回村：孙子成低能儿？我能治！白牡丹徐敬澜大结局》精彩片段

公社卫生所的大夫给徐锦程做了一番检查，又给他打了一针，徐锦程总算睁开了眼，哇地哭了一声，还没完全哭透了，就又昏了过去。

公社大夫说：“赶快往县医院送！”

徐家两口子问清了路，又赶起马车往县城跑。

公社到县城四五十里地，全是土路，别说班车，连马车也很少走，所以路很难行，坑坑洼洼，有的地方长了草，有的地方返潮，软乎乎的，车一碾就是两条深沟，但小儿马拉着车，还是跑得飞快，有时甚至让车的两个轮子腾空。

坐在车底板上的李玉花，屁股不时地被震起一尺来高，又重重地落下。

但她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屁股，她紧紧地抱着昏迷不醒、脸膛紫黑的儿子，嚎啕不止，一边嚎啕一边骂，骂男人徐振华吹牛吹死了大儿子，骂公公徐五仙盖楼盖死了小儿子。

这时候，她全然忘记了，徐振华每次吹牛时，她是全力配合的，如果说徐振华是主吹，那她就是副吹；徐五仙提出要盖楼时，她也是举双手赞成的。

坐在车辕上的徐振华拼命地挥舞着小皮鞭，抽打着小儿马的屁股，发疯似的喊着“得儿啾，得儿啾”，不时地回头冲李玉花喊一句：“别嚎了，还没死呢！”

颠簸了一个多小时，马车到了县城的医院。

这个县名为蒙原县，县城内只有一家医院，它不仅要接收住在县城的一般病人，还要接收来自四面八方农村的危重病人，所以很繁忙。

徐锦程从母亲李玉花怀里，转移到了急救室，在医生们一番辛苦地抢救下，总算醒了过来，但看上去状态不太好，总是呆呆的，眼珠子半天不转一下，气息也很弱，甚至忘记了吃奶的本能。

李玉花把自己的奶头塞进他嘴里，他似乎毫无兴趣，懒懒的，半天不嘬；偶尔嘬一口，大多也都没咽下去，顺着嘴角流了出来。

而在他之前的一百天人生中，对于吃奶一事，十分热衷，看见乳房就眉飞色舞，两眼放光，红润的小嘴张得圆圆的，像个嗷嗷待哺的小鸟似的，摇晃着小脑瓜子，急不可耐地往母亲的胸脯上扑，吃完这个吃那个，嘴里吃着一个，手里还护着一个。

徐振华问大夫，他儿子伤在哪了，大夫说，并未受外伤，只是缺氧了，问题不大，住院观察几天再说。

住了十天院，徐锦程的情况略有好转。

之所以说“略有好转”，而不是说“大有好转”，是因为他只是保住了命而已，人还是傻傻的，呆呆的，吃奶还是不积极，原本肉嘟嘟的身体眼见着往下瘦。

又过了十天，徐锦程的病情开始恶化，大夫诊断他可能是“熊猫炎”。

熊猫炎即胸膜炎，因为当地的农村人普遍文化低，对人体器官认知不清，加之当地的口音儿化音严重，“膜”和“猫”被儿化音后，听起来完全一样，所以当地人一直把胸膜炎说成是“熊猫儿炎”，以为和熊猫有关，大夫也懒得解释，这病在当时来说已是重病。

又过了十天，徐锦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经常性地昏厥，中途抢救过几次。

大夫说，情况有点严重，可能不是熊猫炎，而是脑门炎。

脑门炎即脑膜炎，也是儿化音惹得祸。

但是徐振华夫妻俩不知道这些，于是，两人整天盯着儿子的脑门子看，看着那里一天天暗淡下去，塌陷下去。


父子二人对视一眼，便达成共识。

徐振华找来一根树枝，把巢穴里的刺猬扒拉了出来，数了数，总共五只，一只大的，四只小的，又把它们扒拉进麻袋里。

李玉花望眼欲穿地等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等到父子俩回来，却见他们从麻袋里倒出几只刺猬，当即发起了飙，破口大骂：“我让你们逮兔子，你们逮回几只刺猬有什么用，你们干嘛不逮几只沙和尚（壁虎）回来？家里还有耗子呢，要不要也逮上几只充数？这是应付差事的时候吗？这是要救命呐！”说着呜哇呜哇地大哭起来。

哭了一阵，抹干眼泪，恼凶凶地走了。

李玉花出来是买鸡的。

裤裆村虽不大，也有四五十户人家，可怜当时只有两三户人家养了鸡，养的也不多，加起来超不过十只。

当地人不怎么爱养鸡，也不怎么会养鸡，不是孵不出来，就是养不大就害病死了；侥幸存活一两只，也往往被狗叼了，或者被贼偷了，后来人们就都不养鸡了。

李玉花去了第一户人家。

她没敢实话实说，怕在村里引起“封建迷信”的舆论，白牡丹就更不会出手了，她只是说自家人馋了，想买只鸡解解馋，家里没钱，只能用小麦换，让人家尽管出价。

那家人说，他家也只有两三只鸡，要留着下蛋呢，舍不得卖。

李玉花发狠地说：“五十斤小麦换只鸡，怎么样？”

那家人“嘁”了一声：“玉花，你道我家的鸡是地里种出来的吗？一种一茬，一割一车？一只鸡，从鸡儿子长到能下蛋，得费多少斤粮食？得付出多少辛苦？得操多少心？这个且不说，一只鸡一年能下多少蛋？我们养它一年，就能吃它一年蛋；养它十年，就能吃它十年蛋，你五十斤麦子能吃多久？”

李玉花赶忙赔笑：“我不会算这个账，就是随便说的，你别怪，那你说个价格，多少斤能换？”

那家人说：“多少斤也不换，我们麦子够吃！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不是说我家的鸡有多金贵，是稀罕，这个账是没法算的，这个买卖也没法做！”

人家说得也在理，鸡在村里算是稀罕物，换得粮食少了，不值当；换得多了，难免会留下趁人之危的口舌，传出去不好听。

李玉花又去了第二户人家，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，多少斤也不换。

到了第三家时，李玉花改变了说辞。

她先哭哭啼啼地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，大儿子刚出生，就让男人吹牛吹死了；二儿子刚过百日，又被公公盖楼盖死了，借此把姓徐的父子俩痛骂了一顿，最后说：“孩子眼看没几天活头了，大夫说，家里有什么好的，就尽管给他吃吧，让他走得舒服点，我寻思着，这青黄不接的，也就能吃点鸡肉。”

人家本来很同情她的遭遇，正陪着她叹息垂泪，一边温言软语地安慰她，听她这么一说，脸色立马变得不好看了，说：“玉花，你是犯傻呢，还是装傻呢，你家小儿子还不到五个月，就能吃鸡肉了？你刚才还说，振华吹牛吹死了你家大儿子，你咋也吹上了呢？”

李玉花自知失言，赶忙解释：“他肉是吃不成，但能闻闻肉味，喝点油汤汤，也算是没白来世间走一遭。”

伤感的气氛破坏了，人家没心情再听她卖惨了，无论她怎么恳求，人家也不答应给她卖鸡。


假神仙徐五仙一直云游四方，从来不干农活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在给儿子过完百岁后，他又要去云游，可现在出了意外，他就不能不顾家里人的死活。

孙子生死未卜，两个孙女年纪尚幼，需要他照顾。

儿子和儿媳带着孙子去看病，一走杳无音信，徐五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夹着打狗棒，去了一趟公社，卫生所的人告诉他，他们可能去县医院了。

他有心去趟县城，可是家里丢不开。

眼见着麦子熟了，生产队忙碌了起来，儿子儿媳和孙子还是不回来，队长天天来催，让他家出劳力，他只得扔下打狗棒，拿起镰刀，投身到劳动中。

别看他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大后生都撵不上他，但干起农活来，却实在不敢恭维。

由于长期脱离农村，他的身体结构和脑部结构，已不适宜在农村工作了，割上一出地，就腰疼得直不起来；挽的“钥子”也不结实，一扯就开，惹得后面打捆的女人不住地骂骂咧咧。

所谓“钥子”，就是将两缕麦子，穗子对穗子挽个结，以增加长度，便于捆扎。

队长也算个心善之人，见他实在累得够呛，就把他划分到女人的行列，让他打捆。

然而，他打的捆也不结实，前面刚打好，后面就自动弹开了，队长很是无奈，骂一句“没用的老个泡”，就不再管他了。

在割麦子的过程中，挽“钥子”和打捆，都是技术活，其实也不难，聪明的老先人早已发明出一套独特的方法，固定的几个步骤，只要掌握好节点和角度，很容易就扎紧了，十来岁的小孩子都会，但徐五仙就是做不好。

割一天麦子回到家，还得做饭，这是徐五仙最犯愁的一项工作，比割麦子还犯愁。

那时的西北农村食材简单，主食以面为主，做法多种多样，馒头，花卷、烙饼、面条、蒸饼、焖面等，每一种又可细分为若干类，比如烙饼有干烙饼、碱串烙饼、油烙饼、糖烙饼等，只要勤快一点，用心一点，就不会让家人饿着。

徐五仙唯一会做的饭就是拌汤，然而又做不好。

人家做拌汤，在拌面时，让水瓢里的水形成一串珠帘，滴滴答答地往面盆里落，这样拌出来的面疙瘩，大小均匀，好看好煮又好吃，徐五仙没这个技术，或者说没这个耐心，呼地泼一股水进去，然后拿起筷子拼命地搅，面粉早已黏成一坨了，就这么煮进锅里，半天煮不熟，就延长时间，最后就煮成一锅像猪食一样的面糊糊。

人家还要用胡油和葱花、姜末、花椒、野生的扎蒙花呛个汁，最后还要在拌汤里加入事先泡软的红腌菜，徐五仙则省去了这些步骤，面糊糊煮熟后，随便倒点生胡油，撒点盐，倒点酱油，拌点调料，就端到了桌上。

人家是各种吃食调剂着吃，拌汤偶尔吃一顿，毕竟清汤寡水的，不耐饿，徐五仙则是一日三餐全是拌汤。

难以想象，他是如何活到这么大的，还能给儿子娶了老婆，还能潇洒自在地云游四方。

七岁的徐金凤懂事了，知道家里出了大事，且这事和自己有关，如果不是自己和妹妹领着一帮孩子在二楼上跳，楼板就不会塌，弟弟就不会受伤，所以就算拌汤再难吃，她也不敢说什么，咬着牙也要咽下去。

四岁的徐银凤可不管这些，难吃就是难吃，没什么道理可讲，于是她哭，她闹，她绝食，徐五仙也不管她，说不吃是不饿，不走是不忙。


很显然，“城里马”不想忍，你不饮我，我自己喝。

这时徐振华也明白了“城里马”是怎么逃回来的了，它一定是利用了种种手段让偷它的那家人放松警惕，放心地把它沕在野外吃草，它通过脖子缠绕缰绳的方法拔出橛子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回来。

或许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但爱吹牛的徐振华从来不乏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编故事能力，理所当然地构想出了这样的情节，这也是他日后吹牛时的常用词令。

等“城里马”喝饱了水，懒懒散散地调转头，爬上渠坝，徐振华走过去，把绕在马脖子上的缰绳一圈一圈地散开来，牵到原来的地方重新沕好。

徐振华回到那个村民跟前，那个村民瞪圆了眼睛看着他，半天才惊奇地说：“振华，你家这马是成精了吧？”

徐振华淡然一笑：“关键在于调教。”

这事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舆论，徐振华的现身说法，加上那位见证者的佐证，人们相信了徐振华确实有一套非一般的调教骡马的本事，或是“城里马”骨骼清奇，天生就通人性，都眼红得不行。

不过他们很快就平衡了，因为徐家虽然有一匹比人还精的马，却有一个比猪还傻的儿子。

老天是公平的。

徐锦程到了七岁，总算可以不穿开裆裤了，但他的裤裆常常是湿的，泛着一股童子尿的腥臊气。

李玉花执意要把儿子训练成一个正常人，每天定时把他提溜到茅房，喊着骂着甚至打着让他拉和尿，但徐锦程毕竟是孩子，尿多且不规律，所以还是常常尿裤子。

不过比之从前，进步了不少，他现在起码会自己脱裤子了，只是动作有点慢，尿得又不及时，每每等到憋不住时才想起尿，紧脱裤子慢脱裤子，尿已经出来了。

后来李玉花想到一个办法，去大队的供销社买了各种零食回来，平时不给儿子吃，锁在柜子里，告诉儿子，他每尿一次，就奖励他一块糖或一片饼干。

为了获得奖励，徐锦程往往稍微有点尿意，就跑到李玉花面前，说他要尿，然后在李玉花的见证下尿完，得意洋洋地用沾着尿液的手把糖或饼干塞进嘴里。

有时他在外面玩耍，感觉来尿了，就撒开腿往家里跑。

村里的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。

有时有人问他：“你跑什么？”

他脚步不停地答道：“回家吃好吃的！”

在李玉花的威逼和利诱下，徐锦程尿裤裆的次数逐渐减少，但尿床的次数却增多了，几乎每晚都尿。

他家院里的晾衣绳上常常挂着被他尿湿的被褥。

尿床多是因为他喝水多。

晚上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徐锦程就惦记上了柜子里的零食。

可是要想吃到零食，就必须要尿，可是尿不是自来水，哪能说来就来，于是他就拼命喝水，去水瓮里舀半瓢水，咕噜咕噜地往肚子里灌，灌到撑为止。

可是把水转换成尿，需要一个过程，有时肚子里的水摇晃得哗啦啦响，然而就是不尿。

那时裤裆村还没通电，人们为了省油，晚上睡得早，李玉花也早早地铺开被褥，招呼家人睡。

睡下后，往往又睡不着，睡在炕头的夫妻俩大声聊着大人的事，睡在炕尾的姐妹俩低声说着孩子的事，睡在中间的糖孩子徐锦程没心事，却没等到尿来就早早地睡着了，睡得很沉很香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
家长们也极少参与孩子们之间的纠纷，只要自家的孩子还活着，没残废，也就不追究了。

有时反而还骂自家孩子：“不长记性的东西，你知道他坏，不能不和他一起耍？”

最多不过告到对方家长那里去，让对方家长管管他们的孩子。

赔偿什么的，不存在的。

就算是大人们打架，有个头高脚低，往往也是自负责任。

有时甚至一人拿刀捅了另一个人，只要没死，就没人会想到要付诸法律。

在当时当地人的认知里，杀人要偿命，除此之外，都不是大事，都没必要惊动公家。

况且他们很少能见到公家的人。

有的人甚至活一辈子，见过最大的官儿就是村长。

后来就没人敢和二后生打架了，和他意见不合时，就认为他是对的；被他骂了“操你妈”时，也不敢回骂；甚至他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时，也尽量满足他。

所以，徐锦程的那些“耍货儿”，每每兜兜转转，最后全到了二后生手里。

二后生只要听说某个孩子拿的是徐锦程的“耍货儿”，就打着替徐锦程拿回东西的幌子要走了，被要的人虽不情愿，但也乖乖地给他了。

天长日久，二后生反倒成了徐锦程的倚仗。

为了防止徐锦程的“耍货儿”不被别人骗去，二后生就恐吓村里的孩子们说：“谁再拿糖子的东西，老子就抬死谁！”

他当然不是为了替徐锦程打抱不平，他只是为了向孩子们宣示自己对徐锦程独一无二的主权。

果然，孩子们再不敢骗徐锦程的“耍货儿”了，那些“耍货儿”成了二后生的专属，徐锦程还是没得玩。

不过二后生提出一条“两全其美”的建议，让徐锦程再从家里拿“耍货儿”时，每样拿两个，一人一个，他保证只玩属于自己的那个，不抢徐锦程的那个。

他还保证说：“你只要肯听我的话，我就保护你，不让别人再欺负你。我还带你玩。如果他们不肯带你玩，我就抬死他们！”

徐锦程接受了这个看似平等互利的合作条约，从此成了二后生的小跟班，好在那些“耍货儿”多是手工制作的，并不值钱，徐振华和李玉花总是尽最大可能满足他。

以后村里的人就经常能见到徐锦程和二后生结伴玩耍，都不由纳罕，说这个糖子和这个活阎王倒是好缘分。

“好缘分”一词是当地人特有的说法，意思是说两个人与生俱来兴趣相投。

二后生倒是说到做到，时时处处照顾着徐锦程，孩子们再玩集体游戏时，徐锦程就不再只玩“副本”任务了，也扮演起了重要角色，而且因为二后生在孩子们当中的特殊权威，徐锦程的地位也跟着扶摇直上，很有点鸡犬升天的意味。

如果说二后生是孩子们的大王，那么徐锦程就是孩子们的二王，尽管他这个二王有点狐假虎威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二后生就对徐锦程不满意了。

农村孩子的“耍货儿”就那么几样，徐锦程不可能天天拿出新玩意儿来孝敬二后生，那些老玩意儿的新鲜期一过，二后生就想甩开徐锦程了，毕竟徐锦程智力低下，带着他很是麻烦，也很掉架子。

不过二后生很快又惦记上了徐锦程的糖和饼干。

糖和饼干对于当时当地的孩子来说，具有超乎寻常的诱惑力。